沉默的洪水，郑州暴雨灾情问责缺失背后的治理迷思

2021年7月20日,郑州遭遇"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城市在短短几小时内变成汪洋，地铁5号线成为"水牢"，京广路隧道变作"死亡陷阱"，官方最终公布的死亡失踪人数达398人，这场灾难不仅冲刷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更冲刷出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深层裂痕，令人困惑的是，如此重大的生命损失之后，系统性问责却如暴雨后的积水般悄然蒸发，只留下公众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郑州暴雨灾情没有引发应有的问责？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隐藏在中国政治文化与治理逻辑的复杂褶皱之中。

灾难发生后48小时内的应急处置,暴露出地方应急体系的全面失灵，气象部门连续发布最高级别预警，但这些"红色警报"却在官僚体系的层层传递中失去了应有的紧迫性，地铁系统在极端天气下仍坚持运营，直到洪水涌入车厢；隧道管理部门未能及时封闭入口，导致大量车辆被困，这些明显的决策失误本应触发严厉的问责机制，但最终仅以几名基层干部被处分草草收场，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理方式，与2003年SARS后卫生部长、北京市长被免职，2015年天津港爆炸后副市长被立案侦查形成鲜明对比，不禁让人质疑：问责的标准是否已经悄然改变？

郑州案例中问责缺失的现象,实则植根于中国特有的"避责政治"文化土壤，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下，地方政府逐渐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危机化解"技术——不是通过解决问题来避免危机，而是通过掩盖问题来化解危机，当灾难发生时，首要任务不再是查明真相、追究责任，而是尽快"平息事态"、"消除影响"，在这种逻辑下，大规模问责反而可能被视为"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越是重大的灾难，越可能产生"无人负责"的结局，因为涉及的层级越高，启动问责的政治风险就越大。

现代灾害学研究指出,任何重大灾难都是"长期潜伏的弱点被突发事件触发"的结果，郑州暴雨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损失，实质上是城市规划失衡、排水系统欠账、应急机制僵化等系统性缺陷的集中爆发，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停留在"事件响应型"阶段，倾向于寻找"直接责任人"而非剖析制度漏洞，当问题过于庞大、牵涉面过广时，整个问责机制反而陷入了"法不责众"的瘫痪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已经掌握了"将系统性失败转化为个体疏忽"的话语技巧，通过处分几个基层"替罪羊"来完成政治交代，却放过了真正的结构性病因。

媒体管控与信息治理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问责压力,在传统媒体时代，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信息可能被完全封锁；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完全封锁已不可能，但"可控释放"成为新的策略，郑州灾情中，官方通过延迟发布伤亡数字、过滤敏感讨论、突出救灾英雄叙事等方式，有效引导了舆论走向，当公众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到"风雨同舟"的感动叙事上时，对责任追究的呼声自然逐渐消散，这种"情感治理"技术比简单的信息封锁更为高明，它不消除问题，而是重构问题的定义框架。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郑州问责缺失反映了一个深层悖论：中国治理体系同时强调"党政同责"和"集中统一"，当两者冲突时，后者往往占据上风，理论上，重大事故应该追究领导责任；但实际上，过度问责可能影响"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性，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后强调"两个维护"的政治语境下，对地方主要领导的严厉问责可能被视为削弱党的威信，这种微妙的平衡艺术，使得问责成了一种需要精密计算的"政治技术"，而非单纯的法治程序。

暴雨终会停止,积水终将退去，但治理体系的韧性建设不应随着舆论热度的消退而停滞，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处分多少人，而在于能否建立"预防-应对-学习"的良性循环，荷兰的防洪工程、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告诉我们，天灾难以避免，但人祸可以预防，中国需要超越"问责秀"和"零问责"的两极摇摆，构建更加透明、专业的责任认定机制，让每一次灾难都成为制度改进的契机而非掩盖的伤口。

洪水退去后的郑州,高楼依旧林立，街道恢复繁忙，但那场暴雨留下的疑问仍悬而未决：当一个社会失去从灾难中汲取教训的能力，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是否还要重复同样的代价？问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唯有直面这个难题，才能在未来可能的灾难中，守护更多无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