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峡的疫苗之问,疫情下的两岸健康权与政治角力
2021年,当北京开始大规模接种国产新冠疫苗时,一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政治意涵的问题在台湾社会引发热议:"台北能打北京疫苗吗?"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两岸关系的特殊张力与普通民众对健康权的朴素追求,疫苗作为现代医学的结晶,本应是全人类共同对抗病毒的武器,却在两岸特殊政治语境下成为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的试金石,本文将从疫情发展的时间轴出发,梳理两岸在疫苗问题上的互动与博弈,分析台湾民众对大陆疫苗的真实态度,探讨健康权与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并思考在全球化疫情面前,跨越政治藩篱的公共卫生合作是否可能。
疫情初期:两岸防疫模式的对比与政治化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两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防疫策略,大陆实施了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封控管理和行程追踪来控制疫情传播,台湾则凭借早期边境管控、口罩普及和相对宽松的内部限制措施,在2020年保持了较低的感染率,被国际媒体誉为"防疫模范生"。
这种防疫成绩很快被政治化,台湾当局将防疫成功归因于"台湾模式"的优越性,强调与大陆防疫方式的差异,并以此作为区分"台湾"与"中国"的又一标志,大陆方面则通过分享疫情信息、提供防疫物资等方式表达对台湾同胞的关心,但这些善意举动常被台湾某些政治人物解读为"统战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两岸民间对于防疫信息的交流并未完全中断,许多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商、台干通过亲身经历,向台湾亲友传递大陆防疫的一手信息,成为跨越政治鸿沟的民间使者,两岸医学专家也通过学术期刊、国际会议等平台进行专业知识交流,体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非政治化合作可能。
疫苗问世:政治算计下的健康权博弈
2020年底,全球多款新冠疫苗陆续问世,两岸疫苗政策的分歧开始凸显,大陆迅速推进国药、科兴等国产疫苗的研发和接种,并将台湾同胞纳入接种计划,2021年2月,国台办明确表示,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可以自愿接种疫苗,"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疫苗持强烈排斥态度,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公开表示"不会接受大陆疫苗",台湾防疫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则提出大陆疫苗"有安全性疑虑"的说法,这种立场背后固然有对疫苗效力的实际考量,但不可否认也存在明显的政治计算——接受大陆疫苗可能被解读为对"一中原则"的默认,这是台湾当局极力避免的。
台湾疫苗政策的困境在2021年5月本土疫情爆发后暴露无遗,面对疫苗严重短缺的局面,台湾民众开始质疑当局的政治立场是否凌驾于公共健康之上,一些在大陆的台商、艺人公开接种大陆疫苗并分享经历,进一步动摇了台湾当局对大陆疫苗的负面叙事,佛光山等民间组织试图捐赠大陆疫苗给台湾,却因当局设置的政治障碍而未能成行,引发社会广泛争议。
民意分化:台湾社会对大陆疫苗的真实态度
台湾社会对大陆疫苗的态度呈现明显的代际和阶层分化,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60岁以上群体中有32%表示愿意接种大陆疫苗,而20-29岁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12%,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世代对大陆的情感距离和风险认知差异。
职业背景也显著影响疫苗选择倾向,经常往来两岸的台商、企业高管普遍对大陆疫苗接受度较高,他们或有亲身接触,或更关注实际防疫效果而非政治符号,而受台湾本土意识影响较深的年轻知识分子则更多将疫苗选择视为政治表态,抵触大陆疫苗的情绪更为强烈。
有意思的是,政治立场并非决定疫苗态度的唯一因素,即使在泛绿支持者中,也有相当比例民众在面临感染风险时表现出对疫苗来源的务实态度,一位高雄的出租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如果只有大陆疫苗可打,为了保命我也会打,政治是政治,生命是生命。"这种"口嫌体正直"的现象揭示了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与现实需求间的矛盾心理。
国际疫苗政治中的两岸角力
两岸疫苗争议也是全球疫苗政治的一个缩影,在疫情初期,疫苗民族主义席卷全球,发达国家大量囤积疫苗,发展中国家陷入"疫苗荒",台湾虽非联合国成员国,却试图通过"疫苗外交"争取国际空间,接受美、日等国捐赠的疫苗并高调宣传"民主国家的团结"。
大陆则通过"疫苗外交"强化一个中国原则,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并将台湾纳入中国的疫苗分配框架,当立陶宛等国家向台湾捐赠疫苗时,大陆方面迅速提出严正交涉,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官方疫苗合作,这种角力使得本应是纯粹公共卫生议题的疫苗分配,变成了国际承认政治的延伸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中,台湾只能以"非国家参与者"身份获取有限疫苗份额,这再次凸显了国际组织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认同,对台湾民众而言,这种现实既是一种政治挫折,也是健康权受限于地缘政治的无奈体现。
健康权与政治认同的哲学思考
两岸疫苗争议本质上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健康权是否应该超越政治认同?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因政治立场而受到剥夺,然而在现实中,政治认同常常成为获取医疗资源的隐形门槛。
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理论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思考框架,现代国家通过对生命的治理来行使权力,而公共卫生危机则放大了这种治理的政治性,在两岸语境下,疫苗不仅是一种医疗产品,更成为政治主体性的象征——接受或拒绝某种疫苗,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政治表态。
但这种将健康权政治化的做法是否正当?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指出,将医疗资源分配与政治忠诚挂钩,本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当一位台湾老人因政治原因被剥夺接种有效疫苗的机会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他的基本人权都已受到损害。
跨越鸿沟的可能:两岸公共卫生合作的未来
尽管存在政治障碍,两岸在公共卫生领域仍有合作空间,历史上,两岸曾通过"金门协议"共同打击犯罪,在非政治性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疫情初期,大陆也曾向台湾提供过防疫物资,这些先例表明,在搁置政治争议的前提下,务实合作并非不可能。
具体到疫苗领域,可能的合作路径包括:由两岸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中介的疫苗捐赠;通过第三国药厂进行的技术转移和生产;以及基于科学数据的疫苗认证互认机制,这些方案都能在避免政治敏感性的同时,满足台湾民众的健康需求。
更重要的是,疫情揭示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病毒不分政治立场,两岸人民在健康威胁面前有着共同利益,正如一位同时经历过台北和北京封城的台商所说:"在生死面前,那些政治争吵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台北能打北京疫苗吗?"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在可见的未来,政治分歧仍将是两岸疫苗合作的主要障碍,但疫情也提供了一个反思机会:当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生命与政治的关系时,或许我们能找到超越对立、关注共同人性的新视角。
疫苗的本质是救人的医学成果,而非政治宣传工具,对普通民众而言,能够安全、有效地获得疫苗保护才是最重要的考量,两岸的政治分歧不应成为民众健康权的牺牲品,在下次全球疫情来临时,我们是否能更成熟地对待健康与政治的关系,这考验着两岸决策者的智慧,也关乎数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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