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校园围城，郑州大学门禁管理背后的治理逻辑与人性考量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彻底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作为人员密集、流动性强的特殊场所，高校校园首当其冲成为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郑州大学校园让进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一整套复杂的疫情防控体系、高校治理逻辑以及特殊时期的人文关怀，本文将从郑州大学疫情防控政策演变、门禁管理具体措施、各方反应与争议、国内外高校对比、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启示五个维度,全面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

郑州大学疫情防控政策演变：从全面封闭到精准管控

郑州大学的校园出入管理政策随疫情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郑州大学迅速反应，于1月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宣布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除必要工作人员外，其他师生一律不得进入校园，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刀切"的严格管控，校园几乎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孤岛"。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2020年5月，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返校复学工作的通知》，郑州大学开始分批次组织学生返校，此时的校园管理进入"半封闭"状态，实行"审批制"出入，教职工和学生需通过企业微信提交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批后方可出入校园，外来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确有需要的需由校内对接单位提前报备。

2021年Delta变异株引发国内局部疫情反弹期间，郑州大学再次收紧管控措施，实行"健康码+行程码+测温"三合一检查，并关闭部分校门以减少人流交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动态调整"，学校会根据国内疫情形势每周更新防控政策,形成了一套快速响应机制。

到了2022年Omicron流行阶段，郑州大学的防控更加精准化，校园实行"分区管理"，教学区、生活区、办公区采取不同管控标准；推行"电子通行证"系统，与河南省健康码数据对接，实现自动核验；对后勤保障、建筑施工等必要外来人员实行"白名单"管理,这种分级分类的做法体现了疫情防控从粗放向精细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大学的防控政策并非孤立制定，而是严格遵循国家卫健委、教育部《高等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先后更新至第六版）以及河南省、郑州市地方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呈现出"上下联动"的政策执行特点，这种垂直管理体系确保了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和一致性,但也暴露出高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自主决策空间有限的问题。

门禁管理的具体措施：技术赋能与人防结合

疫情期间郑州大学的门禁管理系统堪称"科技防疫"的典型案例，主校区（高新区）的7个校门中，仅有南门、东门和北门保持常态化开放，其余校门根据人流情况动态调整，每个开放校门都配备了智能闸机系统，集成人脸识别、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等功能，学生和教职工需提前上传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至校园APP,系统自动比对数据库后授权通行权限。

对于外来人员，郑州大学开发了"访客预约系统"，预约者需提供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健康码状态、行程轨迹、来访事由、对接部门等详细信息，经校内对接单位审核通过后生成电子通行证，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与郑州市"郑好办"政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验证访客提供的健康信息真伪,有效防范造假行为。

在硬件设施方面，郑州大学在校门口设立临时隔离帐篷，配备额温枪、消毒设备等应急物资，保卫处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对异常情况按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的原则进行处理，2021年冬季疫情高发期，学校还在各校门加装了具有消杀功能的雾化通道,对进入人员和物品进行表面消毒。

后勤保障方面，为减少人员流动，郑州大学实行"无接触配送"，在校门外划定专门区域供快递、外卖存放，通过智能快递柜和标识清晰的货架实现有序取件，针对校内商户，学校统一办理"物资交接证"，规定特定时间段和路线进行物资运输,避免与社会面人员不必要接触。

教学管理上，郑州大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部分课程转为线上进行，确需线下授课的，实行错峰上下课，避免人群聚集，图书馆实行预约入馆制度，控制入馆人数不超过座位数的30%，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校园防控网络，体现出"人防+技防"的现代治理思路。

争议与博弈：安全与便利的平衡之道

郑州大学的严格门禁政策引发了校内外的广泛讨论，形成了支持与质疑两种主要声音，支持者认为，高校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疫情极易造成聚集性传播，严格的防控措施是对师生健康负责的表现，据郑州大学疫情防控办公室统计，截至2022年6月，全校近7万名师生员工中仅出现3例校外输入关联病例，且都得到及时控制，未发生校园传播,这一成果被认为与严格的出入管理直接相关。

质疑声同样强烈，部分师生反映，审批流程繁琐影响了科研合作效率，理工科研究生抱怨，实验设备维修人员常因审批延迟无法及时入校，导致研究进度受阻，人文社科教师则指出，封闭管理阻碍了学术交流，使得讲座、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大幅减少，更有人批评"一刀切"政策缺乏灵活性，如2021年一位校友父亲病危却因不符合"紧急情况"标准而被拒绝入校,引发舆论哗然。

家长群体对门禁政策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家长认为严格管控让孩子在校更安全；另一部分则担忧封闭管理影响孩子心理健康，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长期处于封闭环境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郑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咨询量较疫情前增加了47%,其中环境适应问题占比显著上升。

商户和周边居民的抱怨也不容忽视，校园内商铺经营者表示，客流量锐减导致经营困难；校外餐饮、住宿等依赖大学生消费的商家同样遭受重创，一些周边居民则习惯了在校园内锻炼，突然被拒之门外感到不适应，这些矛盾反映出高校不仅是教育场所,还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节点。

面对争议，郑州大学也尝试做出调整，如开通"绿色通道"处理紧急情况，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对长期合作单位人员办理季度通行证；在严格防控前提下组织小规模线下学术活动等，这些微调体现了管理方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艰难平衡,也暴露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高校治理面临的普遍困境。

比较视野：国内外高校的防控之道

将郑州大学的做法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可以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在疫情管控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国内高校普遍采取较为严格的封闭或半封闭管理，如清华大学实行"非必要不出校"，出校需审批；复旦大学启用"健康之路"系统进行行程追踪，这些措施与中国的"动态清零"总方针一脉相承,强调通过限制人员流动阻断传播链。

相比之下，欧美高校的管理则相对宽松，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虽然也要求师生接种疫苗、佩戴口罩，但校园基本保持开放，访客登记制度较为简单，英国牛津大学甚至不强制要求师生戴口罩，更注重个人责任，这种差异背后是不同社会对"自由"与"安全"的价值排序差异,也反映了各国疫情发展阶段和医疗资源承受能力的不同。

亚洲其他地区的高校则呈现出中间路线，新加坡国立大学采用"疫苗接种差异化措施"，已接种者享受更多自由；韩国首尔大学实行"高密度场所预约制"，通过分流控制人群聚集，这些做法试图在防控与正常秩序间寻找平衡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港澳台地区高校的经验，香港大学在Omicron疫情高峰期曾短暂转为全面线上教学，但很快恢复面授；澳门大学则利用其封闭式校园的优势，实行"泡泡管理"，这些案例表明，防控策略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当地疫情形势和校园物理条件,难以简单复制。

郑州大学的做法在国内高校中处于中等偏严水平，与同城的河南大学相比，郑大因规模更大、校区更多而管理难度更高；与武汉大学等疫情严重地区高校相比，则显得相对灵活，这种差异化响应说明，即使在国家统一政策框架下，地方高校也会根据自身特点调整策略，体现出中国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中的地方能动性。

后疫情时代的启示：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郑州大学的疫情防控实践为我们思考后疫情时代的高校治理提供了宝贵镜鉴，它凸显了校园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那些提前布局智慧校园建设的高校，在疫情中明显表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郑州大学的电子通行证系统之所以能快速上线，得益于其前期在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这提示我们,高校治理现代化必须夯实技术基础。

疫情防控暴露了高校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虽然郑州大学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但各部门协调不畅的问题仍然存在，理想的状态是建立"平战结合"的应急机制，既能在常态下高效运行，又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转换，这需要重构组织架构、优化工作流程、加强人员培训。

第三，疫情放大了高校的社会责任，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高校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理应发挥更大作用，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师生就积极参与了流调溯源、科普宣传等工作，未来高校应当更主动地融入社会防控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

最重要的是，这场疫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大学的本质，过度封闭的管理虽然短期内保障了安全，但长远看可能削弱大学的开放性和创新活力，郑州大学在严格防控的同时，努力保持学术交流不断线，如举办线上国际会议、虚拟实验室合作等，这种"物理隔离但学术连通"的尝试,或许指明了未来高校发展的方向。

后疫情时代，高校治理必将走向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的道路，门禁管理不应只是简单的"让进"或"不让进"，而应构建基于风险评估的分级分类体系，郑州大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维护正常教学科研秩序，尊重师生合理需求,才是高校治理的应有之义。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留给高校的思考不会消失，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韧性，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守护大学精神，这是郑州大学乃至所有高校必须持续探索的命题，当某天人们不再问"校园让进吗"这样的问题，我们迎来的将不仅是疫情的结束,更是高校治理新篇章的开始。